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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世纪的名义

1999-06-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冯敏 我有话说

时间的概念是抽象的,而空间形象的生死交替、斗转星移却能给心理以强大的暗示。正因如此,世纪之交的足音就变得格外地急促,以千年纪元的新世纪就变得意义充盈。由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编辑的《21世纪文学新星丛书》自1994年开始,每年出版一辑,现在,它刚刚推出第四辑(1997-1998年卷)。这一辑共收入十二位40岁以下青年作家和评论家专集,我们在阅读了1/4专集之后,有理由对未来文学星河的璀璨充满期待。这套旨在出版年轻作家处女集的文学丛书,正以它宽阔的视野和准确的选文而愈益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文字创作的新生力量也正以逐步形成的强大后续力而使这套丛书拥有光明的前景。

王跃文、张继、朱辉、红柯、谢挺、何大草、陈继明、艾苓、白莲春、舒翼、洪治刚、韩子勇——这套丛书的第四辑一下子串起了十二个鲜亮的名字。

朱辉是温和与幽默的。我读《红口白牙》中收录的十三篇小说,常常在他平静的叙述中感到了幽默的分量,一种含泪的微笑。《青花大瓶和我的手》表现的是一只被金钱和物欲异化了的手;《鼻血》批判的是异化人类的形上力量;《红口白牙》则在生命的意义与无意义之间渗透了作者的理解与感悟。不拒绝写作的日常性、不排斥写作的经验形式,而又从中坚守一种文化批判立场、一种超拔的力量,这些正是新一代作家追求的审美趣味和文学境界。文化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文化化,或曰技术的文化化和文化的技术化正在成为日益逼近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它使人兴奋也使人焦虑。

王跃文是内敛与智慧的。身处宦海又要反映现实,写作中自然多了一层忌惮,然而也多了一层宽容与练达。与其他写官场题材的小说不同,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其批判的锋芒并不针对某一个人——历史的发展与变迁永远不是个人品质善恶的结果。王跃文的官场小说重在表现一种关系,每一位为官的人都是这种关系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我把王跃文的官场小说称为“官场生态学”,此种生态下奋斗的人都有其性格发展的历史。每一位为官之人命运的兴衰荣辱,都使这种生态变得耐人寻味。

红柯的写作是暴烈而阳刚的,他的小说更接近诗学。无论庖丁解牛式的《美丽奴羊》,还是拟人化的《树桩》和《树泪》,红柯都能在对象化的自然中,努力与隐藏在物之深处更大的自我重逢。用独特的语言讴歌无名事物,俯仰天地魂魄。雄鹰和骏马是红柯性格的写照,这两年红柯在各文学期刊中掀起的这股沙漠尘暴,使他的小说不仅与传统的西部文学明显地拉开距离,也比同代作家更具浪漫精神。

生活在偏远宁夏的陈继明,只是近来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写作之于陈继明,将意味着一种坚忍和沉默。但是,金子总会发光。也许陈继明正因为“寂静”才格外“芬芳”。寂静也是一种力量!《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是篇比较出色的心理现实小说。它把犯罪成因的揭示推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而远高于同类题材小说。无论写农村还是写城市,陈继明的小说都能从中体现与西部文学传统的传承关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第四辑中的两本理论专著。它们是:洪治刚的批评文集《审美的哗变》和韩子勇的研究专集《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洪治刚的文章偶或读过一些,时时感到他那些很有锋芒的文字不啻文学批评的“哗变”。与那些日益世故的广告批评相比,“洪批”尽管常有偏颇,但其真诚和锐气却难能可贵。在文坛上下一片好好声中,“洪批”不能少。而韩子勇的研究专集则表现了一位年轻学者的静气,这是从大量阅读和比较中抽象出的一本理论研究专著。足以让我们从他的研究中,重新审视西部文学中国文学的重要一翼。

“一本书主义”曾受过严厉批判。然而一本书对于作家又是何等重要。那或许就是他或她一生奋斗的全部意义。这一本书如果成为他或她的处女集时,它无疑是最受宠爱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文学新星丛书》是年轻作家成长的摇篮,是我们向新世纪的文学夜空中发射的一组组耀眼的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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